关于保卫黄河的信息
根据地质演化史的研究，黄河是一条比较年轻的河流。早更新世晚期，距今115000年前，盆地内仅有一些互不相连的湖盆，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部水系。此后，随着西部高原的隆起，河流受到侵蚀和袭击。654.38+0.05万年的中更新世以后，湖泊和盆地逐渐连通，形成了黄河水系的雏形。直到距今654.38+万年至654.38+万年之间的晚更新世，黄河才逐渐演变为一条从源头到河口上下奔流的大河。
由于黄河洪水携带大量泥沙，进入下游平原后迅速沉积，主流在溢出区游荡，人们开始修筑堤防防洪，洪水河道不断堆积上涨，成为高于两岸的“地上河”。在一定条件下，它会溢出和泛滥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。黄河下游河流迁移的严重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据文字记载，黄河曾多次改道。河流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，北至天津，南至江淮，覆盖25万平方公里。从周定五年（公元前602年）到南宋建炎二年（65438年+065438年+028年）的1700年间，黄河的大部分移民都在现有河道以北地区，侵入海河水系并流入渤海。从1128到1855的700多年间，黄河在现行河道以南改道振荡，侵入淮河水系，流入黄海。1855年，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，后改流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。由于黄河下游不断变化和改道，以及海侵和海退的影响，黄河下游长度和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，这是黄河区别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。远古时期，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适合原始人类生存。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，易于耕种，适宜发展原始农牧业。黄土的特性有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。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早在165438+万年前，“蓝田人”就生活在黄河流域。流域内还生活繁衍着“大理人”、“丁村人”和“河套人”。仰韶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等众多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江南北。这些古代文物不仅数量众多、类型齐全，而且由远及近地发展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。
早在6000多年前，盆地内就开始出现农业活动。大约4000年前，盆地中形成了一些血族部落，其中颜地和黄帝是最强大的部落。后来，黄帝获得了首领的地位，并与其他部落合并，形成了“华夏族”。后人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。还有河南省新郑市的黄帝宫殿和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。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，称之为“母亲河”、“四耻之宗”，把黄土地作为自己的“根”。
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，在四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，历朝历代在黄河流域建都三千多年。在中国历史上的“七大古都”中，安阳、Xi安、洛阳和开封位于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。殷都（当时属黄河流域）遗存大量甲骨文，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。Xi安（包括咸阳），从西周、秦朝、汉朝到隋朝和唐朝，有13个朝代作为其首都，具有数千年的历史，是著名的“八河帝都”。东周迁都洛阳后，东汉、魏朝、隋朝、唐朝、侯亮和后周都在洛阳建都，延续了900多年，被称为“九朝古都”。开封，位于黄河南岸，古称汴梁。春秋时期，魏惠王迁都大梁，北宋在此建都，延续了约200年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。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盆地中出现了青铜器，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同时冶铁开始出现，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洛阳出土的经过一系列处理的铁铲和铁斧表明，中国比欧洲国家早2000多年就发展了铸铁的软化技术。中国古代的“四大发明”——造纸术、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和火药——都起源于黄河流域。从《诗经》到唐诗宋词的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文化经典也在这里产生。北宋以后，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，但在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过程中，黄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。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产，留下了无数的名胜古迹，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
二
治理黄河、兴修水利由来已久。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是黄河流域的池塘（在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，《诗经》中有“池塘北流，浸稻田”的记载。
战国初期，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。公元前422年，西门豹作为圣旨，修建了十二条通往当时黄河支流漳河的水渠，用于灌溉农田。公元前246年，秦在陕西修建了郑国渠，利用泾河灌溉了4万多公顷的土地（今天的280万亩）。“所以关中肥沃，没有凶年。秦国富强了，他死了，成了诸侯。”它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汉代重视农田水利，修建了六条辅渠和白渠，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。与此同时，渭河上修建了郭城运河和灵璧运河，关中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经济区。
为了巩固边疆，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，在黄河沿岸的湟水河流域和宁蒙河套平原开辟运河灌溉田地，使大片沙漠变成了绿色状态，赢得了“塞上江南”的赞誉。
为了保证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京都的供应，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由来已久。
大禹治水的功绩还包括治理黄河，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“神功”。春秋战国以后，有关河流治理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，大量珍贵史料得以保存。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黄河下游就普遍修建了堤防。公元前651年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了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筑堤之争，提出了“不防御”的禁令。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，随着黄河的频繁泛滥和改道，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不断堵口、修防。西汉时有“河堤筑堤官”、“河堤人”等官职，沿河各郡督都有保卫河堤的职责，专职守护河堤的人员达数千人。“近江十县耗费巨资治理河堤”，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规模。据《汉书·苟延》记载，黄河上下淇水口（今滑县西南）已成为“地上河”，堤身“高四五尺”（约9~11米），堤高也很高。据《河曲书·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下令“济人和郭昶派数万人截流”，并亲自率领官员到现场参与截流，这表明黄河截流已经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工程。史料记载最早的大型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的“王景治河”，“永平十二年，拟修支流渠”，并“遣数十万兵与王武筑堤以筑从荥阳至海口千里之东”。“永平十三年的夏天和四月，修建了一条支渠...赵越说:‘...现在，堤防已经建成，运河已经整治，水已经切断，闸门已经建立，河流和支流已经改道，它的旧痕迹已经恢复。场景虽然省了服务费，但还是几百亿。遏制了黄河南侵，恢复了汴渠水运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北宋首都开封被黄河严重淹没。宋朝非常重视河流管理，设立了一个拥有更大权限的大都会水监来负责河流管理。沿河的地方官员重视河流事务，并在各州设立河岸法官负责河流事务。朝廷非常重要，参与了河流管理策略的争论。在此期间，河道治理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讨论，加深了他们对黄河形势和水情的认识，并在河道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。特别是王安石主持河道机械疏浚、引黄调水和发展淤地灌溉，在治河技术上有许多创新。
明代以后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黄河泛滥灾害的加剧，朝廷更加重视河道管理，河道管理机构逐渐完善。在明朝，工部负责河道管理，宰相直接负责河道。后来，宰相的河道被加上了军务官衔，因此他可以直接指挥军队，沿江各省总督以下的地方官员也有管理河道的职责，逐渐加强了对下游河道事务的统一管理。在清朝，河道总督的权力更大，直接受朝廷命令。明末清初，治河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堤防维修和管理维护技术有了很大进步，涌现出了以潘继勋、金夫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。清末民国时期，战乱不断，国民政府衰落，河流管理也处于停滞状态。近代，以、张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，研究黄河综合治理方略，但受制于社会经济合作的制约，始终难有建树。
纵观治理黄河的历史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所谓的治理黄河实际上仅限于黄河下游，主要是被动防御洪水。然而，漫长的河流管理历史留下了无数的文献和经典，这对于世界上其他河流来说是罕见的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，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。
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生活还是要继续。